二是“结构性调整难以避免但绝非朝夕可成”。和1995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提出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”一样，智慧城市建设也面临着“如何实现精明增长”的转折关口。智慧城市的结构性和生态性问题已浮出水面。在智慧城市和城市之间，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其他板块和功能严重脱节，偏离了城市总体战略目标；在智慧城市内部，部门各自为战，企业多头并进，如同外表华丽但并不宜居的大都市，“成本很高，获得感很差”；在智慧产业技术系统，缺乏兼容物联网、云计算、互联网、大数据和3S等关键技术的集成化主平台，“局部亮点很多，整体乏善可陈”；在信息公共服务领域，一些工程往往成为“中看不中用”的摆设。

三是“数据更加开放同时也更加封闭的斗争长期存在”。在大数据时代，信息开放是主流和大趋势。包括社会各界对信息孤岛、信息不对称的声讨及舆情压力，数据开放正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。如国家数据等大型数据服务平台的投入使用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逐步开放其数据资源，燕龙生态度假酒店为智慧城市及相关行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料。但这绝不意味着已大功告成。与数据更加开放相对的是“数据更加封闭”。由于长期形成的部门、行业的“数据割据”，也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和城市安全、商业和市场价值的数据普遍存在，数据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将长期存在，在一些特殊背景下还会愈演愈烈。如何打破这个僵化局面，不仅需要智慧，也更需要时间。

直面我国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“新常态”，同时根据各个城市和区域的信息化家底、条件、需求不尽相同，研究和制定一种资源和条件可支持、社会和个体可承受、中短期和长期利益可衔接的发展战略，在当下显得至关重要。